资产管理监管笃近举远
近日，媒体《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报导引发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诸多讨论。在30条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新规中，对国内资产管理发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监管举措。无论这30条监管新规在近期内是否能出台实施，这些意见对于未来资产管理领域的有效监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资产管理监管框架仍具有继续完善的空间，资产管理机构亦需要考虑在新规可能实施后的微观监管与业务转型等现实问题。
资产管理具有系统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长以及理财需求的提升，资产管理成为了金融体系中快速发展的一个领域，并且其作用日益显著，甚至已经成为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领域。资产管理领域成为了国内仅次于银行、具有跨界特征的金融“子行业”，缔造了一个所谓的“大资管时代”。
资产管理规模持续快速扩张，已十分巨大。根据证监会副主席李超的数据，金融子行业相关资产管理规模总计约为88万亿元，由于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部分资管产品之间互相借用、产品互相嵌套、交互持有等重复计算因素，剔除后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约为60万亿元，约为2016年GDP的80.8%。虽然与英美等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比较而言，资产管理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从自身规模上看，国内资产管理规模已经非常巨大。
资产管理运作存在跨界融合的特征。国内资产管理的运作存在诸多跨界操作的状况，“银行+信托”“银行+证券”“银行+信托+证券”“基金+信托”等互为通道、交互嵌套和跨界融合十分普遍，本质上形成了日益深化的综合化或混业化经营，而国内目前仍然是分业监管体系，这就导致了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在这个过程中，存在部分金融机构主动跨界创新、刻意规避监管、深化跨界套利等行为，在加上监管体系自身的分业监管、监管标准以及监管执行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资产管理领域的风险逐步显性化，并且风险跨界传染的可能性大大加强，存在潜在的空间维度系统性风险。
资产管理是银行部门重要的业务延伸，显著提高了银行部门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关联性。除了银行体系自身超过26万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银行体系之外的部分资产管理实际上是银行业务的延伸，部分业务是以资产管理为名、行信用业务之实，这使得国内的银行表外业务以及银行与其他金融子行业的合作仍然带有“银行的影子”，或者说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影子银行”。在资产管理发展中，银行部门的内在以及内外关联性明显提高，而关联性则是考量系统性风险及应对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标。
资产管理领域的风险点
由于我国货币金融和监管环境在过去几年中相对宽松，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子行业发展迅速且呈现出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我国的资产管理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该过程中，资产管理领域确实存在两大风险点。
非标准产品盛行
这实际上是非标产品与标准产品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新近发布的《意见》，还是此前的监管实践，对于资产管理领域中的非标准化资产投资都持审慎态度。信贷资产、信托收益权、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悉数被银监会的8号文纳入到非标准资产之中。
表外业务信用化
资产管理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表外业务，金融机构从事资产管理实际上赚的是管理费，资产管理机构本质上并不像银行表内业务一样经营风险。对于银行而言，表内业务属于间接金融，而资产管理业务属于直接金融，两个业务最为重大的影响在于对资本金以及其他微观监管指标的约束上。
资产管理监管的新趋势
面对日益强大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子行业”，金融监管当局看到了其中的风险，相关当局亦对风险进行了相应的管控，票据空转、买入返售、信托收益权等都受到了较为严格的治理。本次《意见》在资产管理的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管理中介与信用中介、投资范围与限制范围、风险防控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举措，对于完善资产管理领域的监管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
资产管理监管未尽的任务
过去几年中，我国监管当局针对资产管理领域的风险提出了较多的应对举措，特别是2016年以来，保险、银行等监管主体都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意见或征求意见稿，此次央行主导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亦是较为及时的政策举措。但是，整体而言，对于资产管理领域的监管仍然具有较大需要完善的空间。
本次《意见》对于资产管理的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管理中介与信用中介、投资范围与限制范围、资本约束与风险准备、杠杆倍率与集中度等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具有及时性和必要性。在深化短期监管实施，强化对非标准产品过度交易、表内业务表外化以及表外业务信用化等的监管，资产管理监管在未来更需要在全面监管、统一标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以保障资产管理领域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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